美國政府前顧問麥艾文呼籲重建美中關系 「接受競爭、容忍分歧、解決問題」
奧巴馬時期的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呼籲拜登政府調和美中關系相互依賴與衝突兩方面因素，制定持久的對華戰略。他認為，這種戰略應當重在「風險管控」，具體手法應是「平衡、綁定、接觸」的動態組合。他還建議拋棄「中國沙皇」，重建內部對華決策協調機制。
麥艾文最近在權威的《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長篇專文，題為「如何制定持久的對華戰略--華盛頓必須調和相互依賴與衝突」，為拜登政府制定對華戰略提建議。
2009年至2015年任白宮國安會亞洲高級主任和中國高級主任的麥艾文開篇指出，現在美國必須與中國建立「以令人不適且不可否認的悖論所定義」的關系：一方面是深刻而復雜的相互依賴，另一方面是在安全、經濟、技術、意識形態等方面迅速分化的利益。政策制定者們正在質疑許多曾經指導美國政策的基本理念，包括經濟和政治目標的趨同，接觸的價值，以及合作可以改善競爭和產生穩定的理念。
拜登團隊的官員們面臨的問題是，要從特朗普政府對華行動的廢墟和碎片中制定出連貫的戰略。他們面臨一系列根本問題：隨著雙邊競爭的加劇和多樣化，連貫和可持續的中國政策是什麼樣的？如何調和與中國的多種利益衝突？美國能制定出一種同時實現競爭與合作這兩個相互矛盾目標的戰略嗎？
麥艾文表示，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關注於「風險緩解」（risk mitigation），采取旨在淡化分歧、減少摩擦、減少競爭和擴大合作的政策。在一個急轉彎中，特朗普團隊不僅容忍風險和摩擦，而且極力進行「風險推動」（risk promotion）。而現在需要轉向以「風險管控」（risk management）為基礎的框架。
麥艾文指出，「風險管控」意味著期待並容忍摩擦和緊張，甚至明智地使用它；接受美國行動的某些風險和代價，但也拒絕其他風險和代價；平衡多種相互衝突的利益，而不是試圖調和它們；承認有些分歧無法解決；在必要時使用對話與合作，但不將其作為目標。這種轉變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政策，既反映兩國關系的競爭性核心，又建立能夠抵御兩國不可調和利益的持久關係。
現任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席、亞洲集團高級顧問的麥艾文分析，要建立這種戰略框架，美國的決策者需要首先討論什麼是競爭，什麼不是競爭，同時接受美國戰略核心的一些結構性緊張局勢。美國也需要重新調整其對美中關系實際成效的預期，並努力重新設定中國對美國行為的預期。同時，美國政府需要重建被特朗普毀壞的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
麥艾文稱，特朗普的行為削弱了美國與中國競爭的能力。其政府的強硬言論和挑釁行為並沒有在政策上取得成功，反而使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倒退。有效地與中國競爭不僅要強硬，也要聰明。這意味著利用美國的優勢，強調中國的弱點，迫使北京做出代價高昂的交換，並在對美國利益有切實意義時與中國合作。
為重建中國政策提建議，麥艾文分析，美國決策者需要從誠實地評估他們的「選擇和限制」開始。美國面臨著幾個結構性緊張局勢，這些緊張局勢將共同限制其選擇。
首先，存在一個基本的、可能無法解決的悖論。盡管美國對中國日益強大的實力感到擔憂，但美國的一些政策選擇將產生副作用，幫助中國建設其曾用來挑戰美國利益的能力。
在經濟上，華盛頓長期倡導的一些結構性政策改變，如改革國有企業、開放金融部門和減少政府補貼，將幫助中國經濟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實現長期增長和繁榮。其中一些還將幫助中國創新並與美國公司競爭。
在外交上，美國還呼吁中國在亞洲和其他地方承擔更多責任。然而，任何新的倡議都將不可避免地增加中國的存在和影響力。這一悖論提出了一個美國目前無法回答、也可能永遠無法回答的根本問題：中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合法利益是什麼？
美國對華政策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承認並接受一個事實，即美國和中國都不是維持現狀的大國。兩人本質上都是「選擇性的修正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們希望改革當前的制度，而不是推翻它，盡管方式和原因不同。兩國也堅信其目標的合法性。
美國對華政策面臨的最後一項挑戰是，為使美國經濟更具生產力、創新性、吸引力和競爭力所必需的投資爭取國內支持。產生這種投資所需的論據，可能也需要把中國變成一個不可調和的敵人。美國將因此獲得競爭所需的投資，但代價是與中國產生持久的對抗。
這篇文章發表不久，拜登3月31日提出2.25萬億美元的一攬子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引發爭議。拜登政府就以要投資美國，以在競爭中戰勝中國為由，勸說兩黨對其龐大投資計劃的支持。白宮發言人普薩基4月1日在記者會上七次提到投資美國基礎設施，就是為了「與中國競爭」。
麥艾文表示，美中關系中競爭至上並不意味著軍事衝突或對抗不可避免。相反，這意味著來自中國的挑戰已經明顯改變，美國的戰略和政策需要適應。他稱，對美國來說，一個選擇是專注於直接平衡或鈍化中國的力量。另一種選擇是削弱或阻礙中國的能力，使其在半導體制造等關鍵領域落後美國10年左右。這兩種選擇可能都需要，取決於中國政策的演變。
麥艾文認為，美中之間的競爭將是「零和競爭」與「良性競爭」的混合體。一方面是在安全和軍事方面對抗性的零和競爭，另一方面在發展援助和全球投資方面推動雙方做得更多更好的競爭。這個過程中的另一個步驟是確定如何衡量美中競爭。為防止中方拿合作做交換，與中國的合作應該受到與競爭同樣程度的審查。
麥艾文建議，如今美國的對華戰略將需要依賴更廣泛的工具來塑造中國周圍的環境，以改變北京的看法、願望和選擇。新的方法必須包括三種手法的動態組合：力量平衡；機制綁定；對話接觸。
麥艾文認為，必須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它應該包括美國單方面、雙邊和多邊推行的經濟、外交、技術和軍事政策，以防止中國在亞洲建立主導地位。要改變中國的動機，與現有盟友和志同道合國家組成的「臨時組群」合作將是關鍵。
麥艾文建議，將中國與新的和現有的國際機制捆綁，應會增加中方尊重普遍遵循的規則和規範的動機，削弱其修訂這些規則和規範的能力。這種以前用過的綁定策略仍可起作用，但需要更新。比如讓中國在亞投行和跨太平洋伙伴協定發揮作用。
麥艾文表示，宣告「接觸」政策的死亡更多地反映了當前的情緒，而不是良好的決策。任何針對中國的合理戰略都需要以一種有針對性、以結果為導向、通常有時間限制的方式進行接觸和對話。如果亞歐領導人認為華府的平衡和綁定戰略是遏制中國的「特洛伊木馬」，將把他們拉向與中國對抗，他們將更不願意與美國合作。接觸可以表明，美國及其盟友願意在哪些方面與中國合作，也讓美國的盟友和中國放心，可以增強平衡和綁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麥艾文建議，拜登政府對華策略應關注「風險管控：它認識到緊張關系將是兩國關系的一部分，並發出信號，美國將容忍這種摩擦，甚至可能利用它為華盛頓帶來好處；聚焦於識別和權衡美國行動的風險和成本，接受一些，拒絕另一些；它進一步支持對話，但認識到對話的局限性；支持合作，但要求高標準。這種做法有意避免「新冷戰」或「修昔底德陷阱」。
麥艾文還建議拜登政府，要注意先後順序（sequencing）：這意味著仔細安排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言行順序，這意味著放慢與北京的溝通進程。這可能意味著避免雙方高級官員避免提前互訪對方首都，還可能包括推動北京解決兩國關系中一些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以此作為承諾的標志。
麥艾文呼籲拜登政府重建關於對華政策的美國跨部門辯論、談判和交流機制。
歷史上美國對華決策機制有幾個基本要素：首先是進行內部審議，以確定利益，裁決權衡，並獲得支持。第二，確定並闡明美國的一系列優先事項。第三，與中國同行建立溝通架構，確保清晰、一致和可信的交流，但不讓北京利用官方對話來爭取時間和優勢。
以前的美國政府對華打交道通常有「基辛格模式」：授權一個接近總統的強勢人物與北京方面進行一切談判。前財政部長鮑爾森主張採用所謂的「中國沙皇模式」。
麥艾文表示，現在應當「扔掉中國沙皇」。他認為如今這種模式既與現實脫節，也使得中方容易專注於一個人。「中國沙皇」的手法不是可持續的方法：投資組合太大，太專業化，系統內對它的官僚阻力會迅速增長，危及戰略的有效性。
麥艾文認為，最符合邏輯的決策模式是，由授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持續開展跨部門流程，向內閣部長，最終向總統提供信息和建議。這樣的制度應該反映美國利益、機構公平和個性的多樣性。當美國決策者就相互衝突的利益進行辯論，或者當他們需要在重大事件比如元首峰會之前確定美國的優先事項時，這個過程就顯得尤為重要。有太多的例子表明，中方在收到一長串要求後會問：美國到底想要什麼？
最後麥艾文強調，美國和中國的決策者需要以「接受競爭、容忍分歧、解決問題」的方式重建美中關系。
